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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佛安表示，我们大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截至今年8月底，国家财政一共拿出约4200亿元，带动各类商品销售额超2.9万亿元。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开展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引导释放乡村消费潜能，“十四五”以来，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了24%。我们推出了育儿补贴、养老服务补贴等直接补贴，对重点领域个人消费贷款和相关行业经营主体贷款给予贴息，让资源精准投向消费领域。完善免税店政策体系，鼓励更多国货“潮品”走出去。优化离境退税政策，进一步降低起退点，提高现金退税金额，推动扩大入境消费。

　　第一，国家财政实力大大增强，集中财力办成许多大事要事。一方面，收入“蛋糕”越来越大。“十四五”时期，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达到106万亿元，比“十三五”时期增加17万亿元，增长约19%。地方财政实力稳步壮大，从2024年数据看，16个省份财政收入比2020年增长20%以上；7个省份超5000亿元，其中2个省份超1万亿元。另一方面，支出强度前所未有。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五年预计超过136万亿元，比“十三五”时期增加26万亿元，增长24%。同时，结构不断优化，更多“真金白银”投向了发展大事和民生实事。

　　第二，财政宏观调控更加积极有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十四五”时期，财政政策进一步增强与经济情景的适配性，从积极到更加积极，战略上更加主动、战术上更加精准，成为支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一方面，强化逆周期调节，熨平短期波动。比如，去年二、三季度，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财政部门落实党中央部署，9月底迅速出台一揽子增量政策，有力推动经济企稳回升。另一方面，协调推进跨周期调节，增强中长期发展动能。支持扩大内需，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畅通经济循环。过去4年，我国经济实现了平均5.5%的增速，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

　　第三，国家财政的民生导向更加鲜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国家财政账本里，分量最重、成色最足的始终是民生。“十四五”时期，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支出20.5万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9.6万亿元，卫生健康支出10.6万亿元，住房保障支出4万亿元，加上其他领域支出，财政民生投入近100万亿元。今年，国家财政安排1000亿元发放育儿补贴、200亿元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可以说，不论是繁华都市还是偏远乡村，从咿呀学语的孩童到耄耋之年的老人，都能享受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民生保障。

　　第五，财税改革管理纵深推进，更好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方面，主要是三个“聚焦”。一是聚焦优化配置和提升效益，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加强资金资源资产统筹，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做到“小钱小气、大钱大方”。二是聚焦效率和公平，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强化税收调节，不断健全同经济社会结构相适应的税收制度。三是聚焦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持续优化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进一步厘清“事谁干、钱谁出”。管理方面，突出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从预算编制源头开始，发挥支出标准、信息技术等支撑作用，将财政管理贯通资金使用全链条，横向覆盖到各部门各单位，纵向延伸到市县基层。

　　第六，国际财经合作深化拓展，更好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国际财经合作是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部负责26个多边、双边财经对线个国际组织的窗口部门。我们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对话与协调，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支持亚投行、新开行等稳健运营。比如亚投行，今年已经走过了第10个年头，成员达到110个，融资总规模超过600亿美元，成为促进全球包容性发展的典范。同时，我们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将关税总水平进一步降至7.3%。通过深化国际财经领域务实合作，我们合作共赢的“朋友圈”更大更稳固，也让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更响、分量更重，赢得国际社会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赞誉。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对财政宏观调控的规律性认识也在逐步深化。比如，财政宏观调控总体要稳，但在形势变化较大时，也要及时调整、增强针对性灵活性。比如，更加注重促进微观经济循环，通过支持地方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发行专项债券支持土地储备和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等，畅通地方和企业资金链条，打通循环堵点。再比如，加强财政与货币等政策协同，形成政策合力。今年专门发行5000亿元特别国债，为大型商业银行注入资本金，预计可撬动信贷投放约6万亿元。

　　关于您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我想说，财政政策统筹考虑防风险和促发展，始终留有后手，未来财政政策发力空间依然充足。一是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变，这决定了财政运行的基本盘始终是坚实稳固的。二是这些年我们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宏观调控经验，政策工具不断丰富，逆周期、跨周期调节能力大大增强。三是随着重点领域风险防范的制度机制进一步健全，以及存量风险逐步消化，财政应对未来挑战更有底气、更加从容。这些都是我们做好财政工作的信心所在、优势所在。

　　一是找准“收、支、管”三个切口，向预算制度改革要效益。收入方面，主要是强化财政资源统筹。过去4年，中央本级从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资金规模，是“十三五”同期的10倍多，增强了中央财政的调控保障能力。建立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2024年跨省调剂规模达到2533亿元，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支出方面，主要是优化支出结构。重点用好零基预算改革这个抓手，根据实际需要、区分轻重缓急，把宝贵的资金用在紧要处、刀刃上，落实好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求。这方面不少中央部门和省份都在积极探索，通过推进零基预算改革，打破支出固化格局，大力整合专项资金，聚“零钱”为“整钱”，强化重大战略任务的财力保障。管的方面，主要是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加强对资金使用的全链条动态监测，强化预算评审、绩效评价，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二是把握“促进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三大功能，向税制改革要活力。比如高质量发展方面，我们全面实施了水资源费改税试点，推动将挥发性有机物纳入环境保护税征收范围，有力助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比如社会公平方面，我们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2022年增设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2023年大幅提高“一老一小”三项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累计超6700万人受益。再比如市场统一方面，规范税费优惠政策，加快税收立法，营造公平统一的税收环境。我国现行18个税种已经有14个完成了立法。

　　三是关于财政体制改革方面，这也是市场很关心的一个方面。我们锚定“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三项目标，向财政体制改革要动力。更好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适当增加中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共同财政事权体系，做到权责清晰。加快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推动财力下沉，不断增强基层财政保障能力，促进财力协调。我们优化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健全促进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等，转移支付管理更加科学、规范、有效，有力促进了区域均衡。“十四五”以来，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累计近50万亿元，支撑地方更好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二是挖潜力，“真金白银”激发消费活力。我们大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截至今年8月底，国家财政一共拿出约4200亿元，带动各类商品销售额超2.9万亿元。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开展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引导释放乡村消费潜能，“十四五”以来，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了24%。我们推出了育儿补贴、养老服务补贴等直接补贴，对重点领域个人消费贷款和相关行业经营主体贷款给予贴息，让资源精准投向消费领域。完善免税店政策体系，鼓励更多国货“潮品”走出去。优化离境退税政策，进一步降低起退点，提高现金退税金额，推动扩大入境消费。

　　三是在成果转化上“搭台架桥”。科技创新的作用、科研成果的价值，最终都体现在现实生产力上。“十四五”以来，我们持续调整完善相关政策，让科研人员享有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充分分享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创新政府采购制度，用政府“下单”引导支持产品创新和推广应用。我们还实施了首台（套）、首批次保险补偿政策，推动创新产品迭代升级。这些政策的施行，大大支持了科技创新成果更快地从实验室走出来，从样品变成产品，形成产业。

　　四是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上“赋能减负”。无论是“从0到1”的原始创新，或者是“从1到100”的产业落地，企业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们推出了一系列财税政策，助力企业降低成本、拓展应用、转型升级。比如，“十四五”以来，我们实施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财政奖补政策，支持培育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1.46万家；针对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新增减税降费，累计达到了3.6万亿元；政府性融资担保累计支持超过30万家中小科创企业获得约8000亿元贷款，被担保企业平均担保费率降至1%以下。

　　一是投入规模稳定增长，全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截至2024年底，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已经连续十多年保持在4%以上。“十四五”时期，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预计超过25万亿元，比“十三五”时期增长38%左右。我国各级教育普及程度均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水平，2024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5.9%，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60%；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21年，比“十三五”末提高0.41年。

　　二是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教育重点领域得到巩固完善。主要体现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保障义务教育，“十四五”时期，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转移支付资金1.1万亿元，带动地方持续加大义务教育投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一半以上用于义务教育，有力保障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第二个重点是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中央财政教育转移支付80%以上用于中西部地区，支持中西部地区大幅提高教学条件和质量。第三个重点是支持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加大经费投入保障，实施国家级培训、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优师计划等。2024年，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中，本科以上学历占比达到86%，比“十三五”末提高约12个百分点。

　　四是投入质效显著增强，教育实现内涵式发展。财政投入兼顾“硬件”和“软件”投入，统筹推进办学条件改善和教育质量提升。在办学条件改善方面，我们统筹各类资金资源，支持新建和改扩建必要的校舍，更新教学科研和实训等设备，提高教育信息化水平等。目前全国校园网络接入率已经达到100%。在提升教学质量方面，开展一流学科培优，支持设立14个数理化生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我国每年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专业高校毕业生数量超过500万人，稳居全球第一。同时，我们推进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探索建立基于专业大类的职业教育差异化生均拨款制度，综合考虑各专业办学成本、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等因素，分类、分档确定拨款标准，促进专业布局与产业结构紧密对接。目前在现代制造业等领域，一线%以上来自职业学校。

　　您问了一个各方面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去年四季度，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我们推出了一揽子化债举措。总的来看，各项措施如期落地并持续显效。截至今年8月底，一次性增加的6万亿元专项债务限额，已累计发行4万亿元。各地置换以后，债务平均利息成本降低超2.5个百分点，可节约利息支出超过4500亿元。今年以来，全国已发行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2.78万亿元，其中安排8000亿元，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专门支持地方用于化债。

　　这一系列举措，叠加前期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推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逐步收敛。截至2024年末，我国政府全口径债务总额为92.6万亿元，包括国债34.6万亿元、地方政府法定债务47.5万亿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10.5万亿元，政府负债率为68.7%。根据IMF今年4月发布的报告，G20国家平均政府负债率118.2%，G7国家平均政府负债率123.2%。同时，我们的政府债务对应着大量优质资产。总体看，我国政府负债率处于合理区间，风险安全可控。

　　化债是手段，发展是目的。我们坚持化债和发展两条腿走路，有效推动经济发展和债务管理良性循环。一是增强了地方发展动能。化债打通了资金链条，地方腾挪出更多的资金资源、时间精力和政策空间，用于解决经济发展的堵点、痛点和难点。二是推动了融资平台加快退出。截至2025年6月末，超六成的融资平台实现退出，意味着60%以上的融资平台隐性债务已经清零，融资平台改革转型加快推进。三是改善了金融环境。金融机构资产质量得到改善，风险显著降低，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投放意愿和能力明显增强。

　　第二，自身发展动能更足、脱贫群众收入更稳。乡村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发展壮大，基本上每个脱贫县都培育了特色明显、优势突出、带动能力强的产业。比如，陕西柞水县的小木耳，山西大同市云州区的小黄花，甘肃定西市安定区的小土豆，都有了大作为，并和脱贫户建立了比较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有活干、有钱赚，让农村聚人气、留人才，脱贫后能发展、可持续。为保障农民增收、农业增产，财政支持农业保险扩面提标，现在已经实现三大主粮完全成本和种植收入保险在全国全覆盖。“十四五”以来，脱贫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近40%，2024年达到17522元，年均增速连续4年高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二是着力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我们积极应对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挑战，通过多边“定锚”、双边“架桥”增进国际宏观政策的协同。一方面，以多边“定锚”，充分发挥多边财金对话平台作用，凝聚更多共识。推动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取得实质性进展。2025年，作为东盟与中日韩财金合作机制联合主席，首次引导讨论主要财政议题。充分用好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明年，中国将是亚太经合组织东道国，我们将与所有成员国一道，推动该机制财金领域发挥更好作用。另一方面，以双边“架桥”，扩大“朋友圈”，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我们全力服务、参与中美经贸磋商对话，管控分歧，助力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发挥财政部中英、中德、中法等副总理对话机制办公室的作用，巩固深化中欧经济财金合作。通过中俄、中沙（特）、中巴（西）等双边财金对话机制，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在重要国际财金议题上的沟通协调。

　　二是坚决打击财务造假，维护健康、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财务会计信息是通用的商业语言，它的内容真不真、质量高不高，直接关系资本市场稳定，关系经营主体发展，也关系投资者切身利益。我们持续加强对会计、资产评估等行业的监督，过去两年对4600多家会计师事务所、近1500家资产评估机构开展执业质量检查，严肃查处财务舞弊、会计造假等行为，同时积极推动完善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等法规制度，营造崇法守信、诚信经营的市场生态。

　　一是突出更加公平，织密“保障网”，不断拓展保障范围、提高保障水平。截至目前，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超过10.7亿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达到13.27亿人，领取基本生活救助的群众有4500多万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保障范围越来越大，保障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十四五”时期，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从每人每年580元增加到700元；全国农村、城市低保标准均提高20%左右。同时，我们还创新建立救灾资金快速核拨机制，“十四五”时期共安排资金2.59万亿元，全力帮助人民群众抗灾救险、恢复生产和生活。

　　二是突出更加均衡，调准“天平码”，推动城乡、区域之间享有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政策、资源倾斜，“十四五”期间，均衡性转移支付规模由2021年的1.9万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2.7万亿元，年均增长9.6%。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加快补齐。截至目前，我国50多万个建制村，全部通了硬化路，快递服务覆盖率超过95%，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4%，生活垃圾收运处理比例达到90%以上。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持续提升。比如，支持筹集各类保障性住房约780万套，改造老旧小区16万个，帮助城市困难人群实现“住有所居”。

　　三是突出更加普惠，拓宽“滴灌渠”，促进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扩容下沉。城乡义务教育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并获得免费教科书；约2000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生活补助；约1300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实现相关教育经费可携带。刚刚开学的秋季学期，又免除了幼儿园大班的保育教育费，预计惠及1200万儿童。累计安排资金超800亿元，支持临床重点专科和区域医疗能力建设，强化多层次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明显提升。一项项党的好政策，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第一，国家财政实力大大增强，集中财力办成许多大事要事。一方面，收入“蛋糕”越来越大。“十四五”时期，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达到106万亿元，比“十三五”时期增加17万亿元，增长约19%。地方财政实力稳步壮大，从2024年数据看，16个省份财政收入比2020年增长20%以上；7个省份超5000亿元，其中2个省份超1万亿元。另一方面，支出强度前所未有。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五年预计超过136万亿元，比“十三五”时期增加26万亿元，增长24%。同时，结构不断优化，更多“真金白银”投向了发展大事和民生实事。

　　第二，财政宏观调控更加积极有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十四五”时期，财政政策进一步增强与经济情景的适配性，从积极到更加积极，战略上更加主动、战术上更加精准，成为支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一方面，强化逆周期调节，熨平短期波动。比如，去年二、三季度，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财政部门落实党中央部署，9月底迅速出台一揽子增量政策，有力推动经济企稳回升。另一方面，协调推进跨周期调节，增强中长期发展动能。支持扩大内需，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畅通经济循环。过去4年，我国经济实现了平均5.5%的增速，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

　　第三，国家财政的民生导向更加鲜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国家财政账本里，分量最重、成色最足的始终是民生。“十四五”时期，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支出20.5万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9.6万亿元，卫生健康支出10.6万亿元，住房保障支出4万亿元，加上其他领域支出，财政民生投入近100万亿元。今年，国家财政安排1000亿元发放育儿补贴、200亿元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可以说，不论是繁华都市还是偏远乡村，从咿呀学语的孩童到耄耋之年的老人，都能享受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民生保障。

　　第五，财税改革管理纵深推进，更好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方面，主要是三个“聚焦”。一是聚焦优化配置和提升效益，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加强资金资源资产统筹，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做到“小钱小气、大钱大方”。二是聚焦效率和公平，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强化税收调节，不断健全同经济社会结构相适应的税收制度。三是聚焦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持续优化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进一步厘清“事谁干、钱谁出”。管理方面，突出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从预算编制源头开始，发挥支出标准、信息技术等支撑作用，将财政管理贯通资金使用全链条，横向覆盖到各部门各单位，纵向延伸到市县基层。

　　第六，国际财经合作深化拓展，更好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国际财经合作是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部负责26个多边、双边财经对线个国际组织的窗口部门。我们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对话与协调，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支持亚投行、新开行等稳健运营。比如亚投行，今年已经走过了第10个年头，成员达到110个，融资总规模超过600亿美元，成为促进全球包容性发展的典范。同时，我们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将关税总水平进一步降至7.3%。通过深化国际财经领域务实合作，我们合作共赢的“朋友圈”更大更稳固，也让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更响、分量更重，赢得国际社会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赞誉。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对财政宏观调控的规律性认识也在逐步深化。比如，财政宏观调控总体要稳，但在形势变化较大时，也要及时调整、增强针对性灵活性。比如，更加注重促进微观经济循环，通过支持地方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发行专项债券支持土地储备和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等，畅通地方和企业资金链条，打通循环堵点。再比如，加强财政与货币等政策协同，形成政策合力。今年专门发行5000亿元特别国债，为大型商业银行注入资本金，预计可撬动信贷投放约6万亿元。

　　关于您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我想说，财政政策统筹考虑防风险和促发展，始终留有后手，未来财政政策发力空间依然充足。一是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变，这决定了财政运行的基本盘始终是坚实稳固的。二是这些年我们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宏观调控经验，政策工具不断丰富，逆周期、跨周期调节能力大大增强。三是随着重点领域风险防范的制度机制进一步健全，以及存量风险逐步消化，财政应对未来挑战更有底气、更加从容。这些都是我们做好财政工作的信心所在、优势所在。

　　一是找准“收、支、管”三个切口，向预算制度改革要效益。收入方面，主要是强化财政资源统筹。过去4年，中央本级从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资金规模，是“十三五”同期的10倍多，增强了中央财政的调控保障能力。建立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2024年跨省调剂规模达到2533亿元，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支出方面，主要是优化支出结构。重点用好零基预算改革这个抓手，根据实际需要、区分轻重缓急，把宝贵的资金用在紧要处、刀刃上，落实好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求。这方面不少中央部门和省份都在积极探索，通过推进零基预算改革，打破支出固化格局，大力整合专项资金，聚“零钱”为“整钱”，强化重大战略任务的财力保障。管的方面，主要是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加强对资金使用的全链条动态监测，强化预算评审、绩效评价，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二是把握“促进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三大功能，向税制改革要活力。比如高质量发展方面，我们全面实施了水资源费改税试点，推动将挥发性有机物纳入环境保护税征收范围，有力助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比如社会公平方面，我们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2022年增设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2023年大幅提高“一老一小”三项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累计超6700万人受益。再比如市场统一方面，规范税费优惠政策，加快税收立法，营造公平统一的税收环境。我国现行18个税种已经有14个完成了立法。

　　三是关于财政体制改革方面，这也是市场很关心的一个方面。我们锚定“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三项目标，向财政体制改革要动力。更好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适当增加中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共同财政事权体系，做到权责清晰。加快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推动财力下沉，不断增强基层财政保障能力，促进财力协调。我们优化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健全促进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等，转移支付管理更加科学、规范、有效，有力促进了区域均衡。“十四五”以来，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累计近50万亿元，支撑地方更好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二是挖潜力，“真金白银”激发消费活力。我们大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截至今年8月底，国家财政一共拿出约4200亿元，带动各类商品销售额超2.9万亿元。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开展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引导释放乡村消费潜能，“十四五”以来，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了24%。我们推出了育儿补贴、养老服务补贴等直接补贴，对重点领域个人消费贷款和相关行业经营主体贷款给予贴息，让资源精准投向消费领域。完善免税店政策体系，鼓励更多国货“潮品”走出去。优化离境退税政策，进一步降低起退点，提高现金退税金额，推动扩大入境消费。

　　三是在成果转化上“搭台架桥”。科技创新的作用、科研成果的价值，最终都体现在现实生产力上。“十四五”以来，我们持续调整完善相关政策，让科研人员享有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充分分享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创新政府采购制度，用政府“下单”引导支持产品创新和推广应用。我们还实施了首台（套）、首批次保险补偿政策，推动创新产品迭代升级。这些政策的施行，大大支持了科技创新成果更快地从实验室走出来，从样品变成产品，形成产业。

　　四是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上“赋能减负”。无论是“从0到1”的原始创新，或者是“从1到100”的产业落地，企业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们推出了一系列财税政策，助力企业降低成本、拓展应用、转型升级。比如，“十四五”以来，我们实施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财政奖补政策，支持培育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1.46万家；针对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新增减税降费，累计达到了3.6万亿元；政府性融资担保累计支持超过30万家中小科创企业获得约8000亿元贷款，被担保企业平均担保费率降至1%以下。

　　一是投入规模稳定增长，全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截至2024年底，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已经连续十多年保持在4%以上。“十四五”时期，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预计超过25万亿元，比“十三五”时期增长38%左右。我国各级教育普及程度均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水平，2024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5.9%，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60%；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21年，比“十三五”末提高0.41年。

　　二是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教育重点领域得到巩固完善。主要体现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保障义务教育，“十四五”时期，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转移支付资金1.1万亿元，带动地方持续加大义务教育投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一半以上用于义务教育，有力保障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第二个重点是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中央财政教育转移支付80%以上用于中西部地区，支持中西部地区大幅提高教学条件和质量。第三个重点是支持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加大经费投入保障，实施国家级培训、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优师计划等。2024年，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中，本科以上学历占比达到86%，比“十三五”末提高约12个百分点。

　　四是投入质效显著增强，教育实现内涵式发展。财政投入兼顾“硬件”和“软件”投入，统筹推进办学条件改善和教育质量提升。在办学条件改善方面，我们统筹各类资金资源，支持新建和改扩建必要的校舍，更新教学科研和实训等设备，提高教育信息化水平等。目前全国校园网络接入率已经达到100%。在提升教学质量方面，开展一流学科培优，支持设立14个数理化生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我国每年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专业高校毕业生数量超过500万人，稳居全球第一。同时，我们推进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探索建立基于专业大类的职业教育差异化生均拨款制度，综合考虑各专业办学成本、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等因素，分类、分档确定拨款标准，促进专业布局与产业结构紧密对接。目前在现代制造业等领域，一线%以上来自职业学校。

　　您问了一个各方面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去年四季度，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我们推出了一揽子化债举措。总的来看，各项措施如期落地并持续显效。截至今年8月底，一次性增加的6万亿元专项债务限额，已累计发行4万亿元。各地置换以后，债务平均利息成本降低超2.5个百分点，可节约利息支出超过4500亿元。今年以来，全国已发行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2.78万亿元，其中安排8000亿元，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专门支持地方用于化债。

　　这一系列举措，叠加前期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推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逐步收敛。截至2024年末，我国政府全口径债务总额为92.6万亿元，包括国债34.6万亿元、地方政府法定债务47.5万亿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10.5万亿元，政府负债率为68.7%。根据IMF今年4月发布的报告，G20国家平均政府负债率118.2%，G7国家平均政府负债率123.2%。同时，我们的政府债务对应着大量优质资产。总体看，我国政府负债率处于合理区间，风险安全可控。

　　化债是手段，发展是目的。我们坚持化债和发展两条腿走路，有效推动经济发展和债务管理良性循环。一是增强了地方发展动能。化债打通了资金链条，地方腾挪出更多的资金资源、时间精力和政策空间，用于解决经济发展的堵点、痛点和难点。二是推动了融资平台加快退出。截至2025年6月末，超六成的融资平台实现退出，意味着60%以上的融资平台隐性债务已经清零，融资平台改革转型加快推进。三是改善了金融环境。金融机构资产质量得到改善，风险显著降低，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投放意愿和能力明显增强。

　　第二，自身发展动能更足、脱贫群众收入更稳。乡村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发展壮大，基本上每个脱贫县都培育了特色明显、优势突出、带动能力强的产业。比如，陕西柞水县的小木耳，山西大同市云州区的小黄花，甘肃定西市安定区的小土豆，都有了大作为，并和脱贫户建立了比较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有活干、有钱赚，让农村聚人气、留人才，脱贫后能发展、可持续。为保障农民增收、农业增产，财政支持农业保险扩面提标，现在已经实现三大主粮完全成本和种植收入保险在全国全覆盖。“十四五”以来，脱贫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近40%，2024年达到17522元，年均增速连续4年高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二是着力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我们积极应对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挑战，通过多边“定锚”、双边“架桥”增进国际宏观政策的协同。一方面，以多边“定锚”，充分发挥多边财金对话平台作用，凝聚更多共识。推动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取得实质性进展。2025年，作为东盟与中日韩财金合作机制联合主席，首次引导讨论主要财政议题。充分用好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明年，中国将是亚太经合组织东道国，我们将与所有成员国一道，推动该机制财金领域发挥更好作用。另一方面，以双边“架桥”，扩大“朋友圈”，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我们全力服务、参与中美经贸磋商对话，管控分歧，助力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发挥财政部中英、中德、中法等副总理对话机制办公室的作用，巩固深化中欧经济财金合作。通过中俄、中沙（特）、中巴（西）等双边财金对话机制，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在重要国际财金议题上的沟通协调。

　　二是坚决打击财务造假，维护健康、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财务会计信息是通用的商业语言，它的内容真不真、质量高不高，直接关系资本市场稳定，关系经营主体发展，也关系投资者切身利益。我们持续加强对会计、资产评估等行业的监督，过去两年对4600多家会计师事务所、近1500家资产评估机构开展执业质量检查，严肃查处财务舞弊、会计造假等行为，同时积极推动完善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等法规制度，营造崇法守信、诚信经营的市场生态。

　　一是突出更加公平，织密“保障网”，不断拓展保障范围、提高保障水平。截至目前，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超过10.7亿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达到13.27亿人，领取基本生活救助的群众有4500多万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保障范围越来越大，保障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十四五”时期，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从每人每年580元增加到700元；全国农村、城市低保标准均提高20%左右。同时，我们还创新建立救灾资金快速核拨机制，“十四五”时期共安排资金2.59万亿元，全力帮助人民群众抗灾救险、恢复生产和生活。

　　二是突出更加均衡，调准“天平码”，推动城乡、区域之间享有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政策、资源倾斜，“十四五”期间，均衡性转移支付规模由2021年的1.9万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2.7万亿元，年均增长9.6%。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加快补齐。截至目前，我国50多万个建制村，全部通了硬化路，快递服务覆盖率超过95%，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4%，生活垃圾收运处理比例达到90%以上。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持续提升。比如，支持筹集各类保障性住房约780万套，改造老旧小区16万个，帮助城市困难人群实现“住有所居”。

　　三是突出更加普惠，拓宽“滴灌渠”，促进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扩容下沉。城乡义务教育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并获得免费教科书；约2000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生活补助；约1300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实现相关教育经费可携带。刚刚开学的秋季学期，又免除了幼儿园大班的保育教育费，预计惠及1200万儿童。累计安排资金超800亿元，支持临床重点专科和区域医疗能力建设，强化多层次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明显提升。一项项党的好政策，真正惠及千家万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