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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法律条文可知，上述两个罪名的量刑差异巨大，“组织”行为的量刑起步为五年，情节严重的高达无期徒刑；而“协助”行为的量刑只有在情节严重的情况下才会在五年有期徒刑以上。显而易见，嫌疑人的罪名定性对于其量刑影响重大，一旦罪名认定出现差错，将直接影响当事人的一生，故笔者特收集司法实践中的真实案例来分析和比较，如何站在法院审判者的角度思考，对涉案人员的行为准确定性，让辩护律师能够更理性、更现实、更专业的为当事人服务。

　　先从法律规定来看组织卖淫罪和协助组织卖淫罪的行为描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组织卖淫罪和协助组织卖淫罪的罪状进行了界定:“以招募、雇佣、纠集等手段、管理或者控制他人卖淫，卖淫人员在三人以上的，以组织卖淫罪定罪处罚。”“明知他人实施组织卖淫犯罪活动而为其招募、运送人员或者充当保镖、打手、管账人等的，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定罪处罚，不以组织卖淫的从犯论处。”司法解释以行为人是否存在对妇女“管理和控制”的手段，作为两罪的分界线。

　　被告人周某、凌某亮、计某银经共同预谋开设会所，招募、雇佣管理团队，采取招募和管理卖淫人员，雇佣客服招揽嫖客等手段，管理、控制他人卖淫，卖淫人员达十人以上，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卖淫罪，且情节严重; 被告人李某军、陆某丹受雇佣招募和管理卖淫人员，管理、控制他人卖淫，其行为亦构成组织卖淫罪，且情节严重 。被告人胡某斌、 王某、 孟某、 胡某根明 知他人实施组织卖淫犯罪活动而提供协助 ，其行为均已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应依法惩处。在共同组织卖淫犯罪中，周某、凌某亮 、计某银作为起意者、 出资人的地位、作用明显高于李某军、 陆某丹，系主犯，李某军、陆某丹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对李某军 、陆某丹依法可予从轻处罚 。胡某斌负责会所收银、向嫖客发放手牌等，王某、孟某负责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招揽嫖客并带领嫖客进入会所; 胡某根负责在会所内引领嫖客更换衣服等，均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但均不属于情节严重。

　　被告人谭某辉通过网络、朋友介绍结识被告人王某才等人，约定由王某才等人帮助其在网上招揽嫖客。被告人王某才等人雇佣被告人王某岳、赵某、董谋祥、余某梦代聊，并通过微信把时间、地点、价格、联系方式等嫖客信息发送给被告人谭某辉，由被告人谭某辉通过微信发送给管理、指挥下的卖，组织安排卖在江苏省泰州市、盐城市等地酒店宾馆内进行卖淫。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岳、赵某、余某梦、董某祥构成组织卖淫罪，因上述被告人没有对卖淫者的卖淫活动直接进行组织、控制、管理，而是对组织卖淫提供帮助、予以协助，应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相关意见予以采纳。综上，被告人王某岳、赵某、余某梦、董某祥明知他人组织卖淫，仍利用网络冒充卖淫人员与嫖客聊天并非法获利，其行为均已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本案系共同犯罪，依法应予分别惩处。

　　被告人王某岳、赵某、余某梦、董某祥明知他人组织卖淫, 仍利用网络冒充卖淫人员与嫖客聊天。“代聊手”的行为性质与组织行为不同，对卖无法形成控制力，对卖淫活动不具备管理权限, 他们只负责通过微信把时间、地点、价格、联系方式等嫖客信息发送给被告人谭某辉，由被告人谭某辉通过微信发送给管理、指挥下的卖，可知妇女的调度安排，听命于谭某辉而不是“代聊手”，“代聊手”仅只是帮助组织者收集信息，以实现犯罪意图或利益目的，因此，“卖女听命于谁”，可以作为组织或者协助的划分条件参考。

　　被告人何某明、汪某珍虽未直接参与管理、控制卖及客服，但现有证据可以证实，何某明、汪某珍作为经理，直接负责卖淫场所的日常经营管理，还将卖淫场所的经营情况向高某汇报、请示，对主管、领班等布置工作，宣布、强调工作纪律，决定部分卖的排班、定牌等。因此，现有证据足以证实被告人何某明、汪某珍直接管理、控制他人卖淫，应认定为组织卖淫罪。被告人吴某国作为经理，明知高某等人组织他人卖淫，仍参与会所后勤事务的管理，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吴某国有直接参与管理、控制他人卖淫活动的行为，应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

　　被告人杨某星、逢某敏、纪某峰为牟取非法利益,组织多名妇女从事卖淫活动,其行为均构成组织卖淫罪。对于逢某敏所提其行为应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的辩解意见 ,经查,三被告人的供述及证人明某等证言均能证实逢某敏作为卖淫店的老板之一,直接实施了组织卖淫的犯罪行为，其行为应认定为组织卖淫罪,对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对于纪某峰辩护人所提纪某峰的行为应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的辩护意见 ,经查,纪某峰在组织卖淫活动中直接参与对卖淫者的卖淫活动进行安排、调度、指挥等组织行为 ,其行为应认定为组织 卖淫罪,但由于其在组织卖淫犯罪中起次要作用 ,故应认定纪某峰为组织卖淫罪的从犯,依法予以减轻处罚 。

　　本案中，被告人邱某甲、邱某乙发起成立组织卖淫犯罪团伙, 纠集多名同案被告人进行组织卖淫活动,对卖淫活动直接进行组织策划、指挥,控制卖淫的非法收入,实施了组织卖淫的实行行为, 其行为构成组织卖淫罪。被告人杨某、张某、周某甲等人虽被纠集参与组织卖淫活动, 但对被害人采取殴打、威胁方式强迫卖淫,将被害人带至卖淫场所卖淫,名义上充当着打手、保镖的角色,但实际上对被害人的卖淫活动直接进行安排、调度,也实施了组织卖淫的实行行为,其行为亦构成组织卖淫罪。被告人欧甲、梁某甲在组织卖淫活动中负责哄骗、看管被害人 , 欧甲并有打骂被害人强迫卖淫的行为, 梁某还负责管理卖淫犯罪团伙的收支,二人似乎属于打手、保镖、管账人的角色,但其直接参与了卖淫团伙的组建、卖淫事项的管理工作, 直接带领被害人外出卖淫,实际上属于组织卖淫的实行行为参与者,只是相比邱某甲、邱某乙 、杨某而言,其地位较低、作用较小,其行为性质仍属于组织卖淫罪。被告人欧甲需要花钱诱骗女孩前来卖淫,邱某丙根据邱某甲的指令或打电话向邱某甲请示后, 才能把钱交付欧甲,故邱某丙参与组织卖淫活动只是临时帮忙性质,时间很短,代为收取嫖资数额较小,不是组织卖淫团伙的固定成员,而只是在组织外围协助邱某甲等人组织卖淫,因此其行为属于协助组织卖淫行为,而非组织卖淫的实行行为。

　　根据上诉人张某东、卢某、余某益、原审被告人刘某、孙某徽等人的供述、营业执照、相关微信聊天记录、银行流水、审计报告等证实，涉案足疗店的老板系张某东方某乙夫妻二人,其中张某东负责足疗店的经营管理，方某乙系该足疗店的法定代表人,负责店内的财务工作,并向员工及技师发放工资。涉案足疗店经营期间的收入均流向方某乙的银行账户。其次原审被告人刘某的供述及相关微信聊天记录等证实,该足疗店建立三个微信工作群。方某乙均在上述三个微信工作群内。方某乙招聘刘某作为前台接待,其认为原足疗店员工余某益能力强将其留用,并向其承诺相应工资、提成,余某益向其询问老客户充值是否仍然有效,其回复有效。上述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足以证实原审被告人方某乙并非单纯的管账人,其并非普通的财务人员,在财务上对足疗店具有管理权，系有管理、决策权的实际经营者,有参与足疗店管理的行为, 与张某东均系有管理、 决策权的实际经营者。故原审认定原审被告人方某乙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系定性错误,二审予以纠正。

　　关于被告人汪某2行为定性的问题，经查，根据电子数据显示， 被告人汪某2登陆过微信账号并通过该微信账号对失足妇女的卖淫行为进行直接安排、调度。再结合证人证言、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证据,证实被告人汪某2既掌握嫖客资源,又与汪某1共同多次组织、调度超过三名以上失足妇女实施卖淫行为,同时分成嫖资,其行为符合组织卖淫罪的构成要件,应以组织卖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关于被告人陈某行为定性问题，经查，根据现有交易记录、被告人供述等证据,可证实被告人陈某明知“经纪”直接管理、安排、调度卖淫 女从事组织卖淫活动,仍以微信等方式长期帮助“经纪”提供嫖客资源,并协助将嫖客、“经纪”、卖串联起来,从而使卖淫活动有序而顺利地进行, 从中获利。被告人陈某主观上具有协助组织他人卖淫的故意,客观上为协助他人卖淫提供方便,使得组织他人卖淫活动得以顺利实施,其行为符合协助组织卖淫罪的构成要件,应以协助组织卖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本院认为，证人方某证言证实被告人罗某1将其指纹录入暗门锁上,并指导她如何引导客人进入暗门嫖娼,晚上被告人罗某1在二楼吧台接待客人;同案曹某供述,罗某1安排其将正规足疗费和嫖娼费分开记录,并要求在做记录时做处理;被告人李某供述:老板罗某1负责洗浴中心的所有事情;卖文某指认了被告人罗某1是近水阁的老板 。以上证据均能证实被告人罗某1对近水阁卖淫行为不但明知, 且具体实施了组织卖淫行为,并非其辩解的将近水阁交由王经理经营。被告人曹某受雇于被告人罗某1,明知被告人罗某1实施组织卖淫行为而为被告人罗某1充当管账人,属于协助组织卖淫行为,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

　　根据被告人的供述和证人证言，黄某是皇某会所的股东和实际经营者，其组建管理人员，管理人员按其要求对皇某会所进行日常管理，包含对卖淫活动的管理，黄某是整个组织卖淫活动的核心人员，其行为构成组织卖淫罪，认定为主犯;梁某、姚某、马某经黄某安排为管理人员，有权管理卖淫人员、调度卖淫活动,其行为构成组织卖淫罪，认定为从犯; 李某经黄某安排为培训人员,主要负责培训卖淫人员,同时对卖淫人员有一定的辅助管理职能,其行为构成 组织卖淫罪,认定为从犯;蒙某主要负责管理会所财务,不直接参与管理卖淫人员和卖淫活动,其行为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

　　经查，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区分关键在于行为人对卖淫活动是否具有策划、指挥、管理、控制、安排、调度等实行行为。在本案中,杨某兰不仅负责前台接待、收银,还负责给卖安排服务顺序、做账、给卖结算工资等,在组织卖淫共同犯罪中,上诉人杨某兰与卖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其行为已超越了单纯的帮助行为的界限,属于组织卖淫的实行行为,其行为构成组织卖淫罪,而非协助组织卖淫罪;从全案事实来看,杨某兰与鲁某群二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相当,不宜再作区分。